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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恐怖组织，顾名思义，就是奉行极左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打着实现社会公正的愿望，声称要为穷人谋利益，核心思想就是使用暴力推翻现有的政权，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主要采取暗杀，绑架，破坏，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等恐怖暴力手段。因此，从本质上说，极左恐怖组织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极端组织。

一、日本的赤军

赤军是年9月成立的日本极左的恐怖主义组织，其成员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创建人为重信房子。

年，重信房子出生于东京都。她的父亲是日本一著名右翼组织的高级成员，他要求房子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国际主义为终生理想，同时还提醒她“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这句话便造就了日后以美丽和冷酷著称的赤军领袖重信房子，也促使房子走出日本，投身到中东的反美浪潮中。

年，因为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赤军”的冈本公三、奥平刚、安田安之三人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候机厅展开了死亡攻击。他们一边冷静地向四面八方滚出球形手雷，像滚保龄球似的，一边掏出冲锋枪向旅客扫射，共打死二十六人，使一百多人受伤。

年2月，警察攻陷了“赤军”执行“革命法律”的执法点轻井泽深山营地，从后山坡上挖出一年来被处死的十四具“赤军”“变节者”的尸体，全都是被脱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冻死的。其中有四个年轻的女学生。有一个是因为带耳环而被打死的，因为带耳环被“赤军”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还有一个是因为结婚和怀孕，违反了组织法律，“被指控为阻碍集团行动”，赤条条地绑在树上冻死。她死的时候已经妊娠八个月了。

在这种法庭上，“赤军”对以前的战友严刑拷打。“有一个男人被他的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弟弟们用刀戳死。另一个人由于疼痛难忍，咬断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最残忍的是有个女人被捆绑起来，堵住嘴，推到茅房的地板下面，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在她的上面干着平日的事情。她能够听到他们谈话、吃饭、喝酒。过了三天才死去。”

对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来说，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把毛的语录用鲜血写在横幅上，而他们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的前进着。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电视、报纸和期刊上，成为当时日本的时代写照。但年，尼克松的访华和毛泽东对尼克松的亲自接见，却令这些日本左翼青年们陷入了集体幻灭。当联合赤军被日本警察包围于“浅间山庄”的时候，日本警方让一位赤军成员的母亲在现场喊话：“时代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结果孩子没有回家，他在绝望中向母亲开了炮。直至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日本左翼的外部精神源泉彻底断绝，无数左翼青年在绝望中自杀，左翼运动由此无限期的走入了低谷。

年，重信房子被判处20年监禁。东京裁判所23日宣布判决书时，头发已花白的重信房子举起了拳头。在法庭外，重信房子的辩护律师还念起她的抒情诗：“这个判决不是最后结果。这仅仅是个开始。坚强的意志还会继续传播。”

二、秘鲁的“光辉道路”

光辉道路是秘鲁一个极左的毛派反政府游击队组织，也是秘鲁的共产党”“红旗”的支派，于年从主流分拆出来，其目标是实行共产主义，以工农阶级取代中产阶级。“光辉道路”的领导人是古兹曼，原是亲俄的秘鲁共产党资深党员，但勤于独立思考，年久看出共产党没有作为。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打翻旧世界的威名远扬。古兹曼开始研读毛泽东思想，终于相信这才是革命的出路。70年代初，古兹曼自行成立了新组织，大概出于希望多多得到毛主席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他将组织命名为

“光辉道路”。秘鲁人不忘毛生日，主要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造就了光辉道路。

从年到年，“光辉道路”的暴力行动使得秘鲁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数十万人死亡，许多社会基础设施被摧毁，一些地区陷于瘫痪，成千上万农村居民逃到城里。年六月“光辉道路”袭击了阿亚库乔地区黄塔(Huanta)的一个农民村社，屠杀了二十个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还烧了四十所农居。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类似的打砸抢烧的行动有很多起。在一些地方，“光辉道路”的武装分子拦下公共汽车，从车上把乘客赶下后集体屠杀。他们甚至把一些参加投票的农民的食指砍掉（秘鲁的投票方式是用食指在选票上按指纹）。曾经同情“光辉道路”的秘鲁农民逐渐对无节制的破坏和毁灭感到厌倦，对用暴力迫使他们“革命”的行为深感恐惧，很多地方的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了民间自卫委员会。这就使得“光辉道路”的暴力行动更加不分对象，全社会都成为他们报复的目标。这样，“光辉道路”就从最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不满的政治暴力组织变成纯粹为暴力而暴力的政治恐怖团伙，其社会基础大大萎缩。根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该国20年内战死亡的6万余人中，有54％的人是被光辉道路杀害的。

年8月，秘鲁警方一举破获“光辉道路”的领导集团，古兹曼本人也被捕，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把“光辉道路”的兴衰放在二十世纪革命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人们可以发现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光辉道路”既是革命政党又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说它是革命政党，是因为它有大套理论，要推翻现存秩序，改造全社会；说他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是因为它崇尚暴力，不择手段，置所有道德戒律于不顾，杀人不眨眼。它的个人崇拜也结合了革命党的领袖至上和黑社会的老大崇拜；

它表面上有咄咄逼人的道义优势，谴责社会不公，处处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自己实际上不但是不劳而获、靠用暴力剥夺他人劳动成果度日的寄生虫，而且还要破坏它寄生的肌体，在此意义上比寄生虫更坏，是癌细胞；它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但砍起别人的头来更不手软。自己的牺牲成为屠宰他人的理由，自己的生命没有独立的价值，别人的性命更不值钱；

它以“精神解放”为号召，实际上却实现了领袖对追随者的心灵奴役。“光辉道路”用古兹曼思想给信徒洗脑的结果是造就了绝对服从、把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领袖支配的群盲；

它自命为代表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实际上其组织是和社会相隔绝和对立的，对“社会”始终怀有戒惧心。“光辉道路”和外部社会之间界限分明，它有一些“外围组织”（如妇女，青年协会等等），既用作联系渠道，也用缓冲地带；“光辉道路”的成员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家，性伙伴和婚姻对象多半是同志。除了同志，没有或者很少有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即使有也是为了党的利益去交朋友。因此，加入“光辉道路”，实际就是加入了一个有特殊利益和心理纽带的群体，党不但控制了成员的思想和政治观点，甚至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和心理，把他们从社会和家庭中剥离出来。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和组织的共同点。

秘鲁“光辉道路”的历史告诉人们：大规模的毛式革命今天已经失去了发展和成功的可能性，但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但是贫富悬殊，而且也包括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会给无数小毛以可趁之机，不但为那些被排斥到社会边缘地带的群体提供打砸抢的发泄机会，而且可能把这种暴力恐怖活动政治化，使社会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这对现实中国是有参考意义的。

三、意大利的“红色旅”

年，意大利前总理莫罗被绑架，在囚禁了五十五天之后被杀害。尸体显示，凶手朝莫罗胸前开了十一枪，但故意不朝心脏打。何其残忍！

这是意大利极左恐怖组织“红色旅”众多恐怖行动中最出名的一次。

战后，意大利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很快，但也遇到不少困难，失业人数较多。不少人受到来自经济上的威胁和打击，这些人感到被这个社会抛弃了，在不断参加当时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的同时，逐渐产生了组织城市游击队的想法。他们从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南美洲的格瓦拉城市游击队的模式中获得启发和鼓舞，从传统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中取得经验。年10月28日，意大利极左的恐怖组织“红色旅”成立，它的徽号是一枚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创建人包括库乔好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

红色旅的组织极为严密，它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成员人数不超过5个，其中只有一个人同上级联系。每6个小组组成一个“核心”，在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再由各地的“核心”组成旅部。从而形成像金字塔一样的组织系统。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一个小组的成员落网，绝不会牵连到其它小组。一位意大利的官员形容说，红色旅的组织机构活像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从年底成立到70年代初是“红色旅”的初创时期。那时，它主要是以米兰市为中心，组织、训练所谓“历史性的核心”。“红色旅”中的学生们在工厂策动罢工，并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的思想，力图促使意大利发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与此同时，“红色旅”进行了最初的“战斗”，这就是名为“使权力机构残废”的活动。“红色旅”认为，政府官员是为权力机构效劳的，官员的残废象征着政权的瘫痪。

在“红色旅”活动的初期，行动经常得手，成员不断增多。这个组织似乎有理论，有纲领，鼓吹走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标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组织。这一切强烈地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中对现实不满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

年9月，“红色旅”的两个“历史性领袖”——雷纳托·库乔和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一批骨干成员。这标志着它初期阶段的结束。而它的所谓“第二代”活动分子则在杀人的标记下开始了新阶段的恐怖活动。此后，意大利不断受到“红色旅”的恐怖活动的冲击。

年3月16日，“红色旅”绑架了意大利当时的总理、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主席阿尔多·莫罗，在扣押他56天之后，将他枪杀。以此给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红色旅”杀害莫罗的行径受到意大利公众普遍的指责。人们开始疏远“红色旅”，一些过去同情、支持它的人也纷纷改变了立场。它在意大利人民中间的形象变得异常丑恶。可以说，绑架并杀害莫罗是“红色旅”达到极盛时期的标志，也是它开始走向衰落的起点。

“红色旅”的活动到了80年代仍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它的活动能量不如从前了。

年底，“红色旅”又进行了一次轰动世界的绑架活动。这次绑架的对象是“北约”组织在南欧地面部队的指挥官、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多齐尔。绑架多齐尔并不是偶然的行动。年下半年，“红色旅”就曾宣称，要从秘密活动组织走向高度集中的政党，进行全面的阶阶斗争。其首要目标是美帝的多国中心。还宣布要建立“恐怖国际”，以“红色旅”和联邦德国的“赤军派”为中心，并联合西班牙的恐怖组织“埃塔”和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多齐尔事件”就是红色旅的一次政治示威行动。

看来，“红色旅”这个意大利社会和欧洲“革命”思想的混合畸形产物，还顽强地存在着！

四、德国“红军派”

今年9月，一部描写联邦德国“红军派”的电影《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在德国公映，使这个三十年前名噪一时的极左恐怖组织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年，整个西方掀起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西德也不例外。由保守党控制的媒体封锁了学生被枪杀的消息，致使矛盾激化。4月，巴德尔和女友恩斯林在法兰克福的两间百货公司纵火，以抗议越战，造成70万马克的损失。两天后他们被捕，不久巴德尔成功越狱，但在年再次被捕。同年5月，巴德尔获准外出到图书馆阅读，随后在迈因霍夫的接应下再次成功越狱。20天后，他们在《》杂志上宣布出逃日年5月14日为“红军派”（RedArmyFaction，简称RAF）的成立日，并发表了纲领性文件。同一时期，意大利和日本分别诞生了“红色旅”、“赤军”等极左恐怖组织，他们与“红军派”一样，用恐怖暴力手段与社会抗衡，以美军和资本主义体制代表人物为袭击对象，以反美、打击右翼势力为宗旨。红军派是战后西德最为激进好战的左翼恐怖组织，但令人称奇的是成员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最初的17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助、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更有趣的是，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左翼极端派别一样，红军派中也不乏美女，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个“相当漂亮而腼腆的女人”。她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红军派的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引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