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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文明

斯瓦希里文明是以非洲黑人文明为主，多种文明交融的产物。

东非沿海城邦在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斯瓦希里文明。斯瓦希里文明是一种以本土的黑人文明为主体，但又吸收了外来文化影响的非洲文明。

东非居民班图人同后来移入此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长期共居杂处，他们在商业活动的基础上共同使用斯瓦希里语。白图泰记述摩加迪沙的素丹“说话时使用摩加迪沙语，也懂得阿拉伯语”，[18]就是这种语言混合的一个例证。使用斯瓦希里语的居民被称为斯瓦希里人，斯瓦希里人以班图人为主体，融合了阿拉伯和波斯移民，而斯瓦希里语同样以班图语为基础，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汇，并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作为书写形式。

对于斯瓦希里文明，在很长时间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外来文明。有人提出：“东非的历史纪念碑不属于非洲人，而应属于阿拉伯人，属于那些与非洲人混血，但在文化上又不同于非洲人的、已经阿拉伯化了的波斯人。”也有人说：“虽然这些文明建立在它们经济上所依赖的那块陆地上，但是，沿海城市却永远面向海洋，注视着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所构成的庞大的海上区域。”[19]然而，上述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迄今的考古和其他研究都证明，斯瓦希里文明绝对是东非本土的文明。第一，斯瓦希里语的语法及其大部分语汇与当地语言有紧密的联系，而且斯瓦希里文学也反映了非洲口语的法则；第二，斯瓦希里的物质文化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都找不到相似物。斯瓦希里石头建筑没有具体的共同点足以说明其起源于近东、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相反，有证据说明它是由于财富积累和社会经济分化而在沿海地区颇具特色的泥土和树枝建筑技术上发展而来的；第三，即使是伊斯兰教，在东非沿海地区也带有强烈的非洲宗教历史传统的痕迹，其突出之处是：信仰神灵和神灵附身、崇拜祖先、巫术和卜卦。[20]

斯瓦希里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来的文化。东非沿海对外贸易的兴盛及阿拉伯、波斯移民的迁入，为其接触和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非本土文明接触了波斯、印度、阿拉伯、甚至是中国的文化，经过交流和融合，最终形成了斯瓦希里文明。

斯瓦希里语是斯瓦希里文明的最重要标志和载体。

斯瓦希里语的基础是班图语，因此有的学者把6—12世纪之前的班图语称为原始斯瓦希里语。公元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马斯乌迪在其著作中所引用的一些东非沿海地区的词汇，现证实都是班图语，马斯乌迪在其著作中还谈及当地语汇十分丰富，居民中不乏博学多才的演说家。语言学家们对班图语系的种语言进行比较，发现有个单词的词根在上述种语言中普遍存在，有个单词的词根在许多语言和斯瓦希里语中存在。斯瓦希里语词汇的词根与刚果语的相似率达44%，与奔巴语相似率达54%，与鲁巴语达51%。此外，斯瓦希里语发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鼻辅音m、n、ng′和ny常与其他辅音相连接；斯瓦希里语的另一特点是单词均以元音结尾，而这些特点恰恰也是班图语的特点。这就明确无误地揭示了斯瓦希里与班图语的关系，也确立了斯瓦希里语是非洲传统语言的地位。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阿拉伯人的大批迁入，大量阿拉伯语的词汇被引入斯瓦希里语。据统计，在斯瓦希里语中，65%的词汇属于班图语，30%左右的词汇属于阿拉伯语的外来词汇，斯瓦希里语的书写有过自创文字，后来采用了阿拉伯文字形式，迄今发现的10—12世纪的斯瓦希里语文献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而成。

前已指出，在阿拉伯人移居东非沿海之前，操原始斯瓦希里语的斯瓦希里人在沿海城镇，从北而南地移动和居住。阿拉伯人来后，与之杂处，并通婚。于是，阿拉伯人，特别是商人学习斯瓦希里语，班图人学习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成为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而且加入了阿拉伯语的某些成分。阿拉伯人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人也用阿拉伯文拼写自己的语言。经过双方努力，终于原始斯瓦希里语转变为正式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在东非城邦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推广。

15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入侵东非沿海地区。沿着奴隶贩子的足迹，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陆。至19世纪末，传教士已由沿海至内地建立教会。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旗号下，医院，出于传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对斯瓦希里语加以运用和推广，并将斯瓦希里语改为拉丁字母书写。

随着西方贩奴贸易的扩大，阿拉伯人热衷于贩卖象牙和奴隶，他们组织商队，向内陆渗透，使塔波拉、乌季季、姆旺扎等地均成为繁荣的贸易市场。斯瓦希里商人也随之进入内地，远至卢旺达、布隆迪、马拉维、刚果，于是斯瓦希里语也传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内陆及上述国家，并成为一种交际和商业语言。例如丁廉于年游历东非内陆时，雇用的通事（翻译）弗非就懂斯瓦希里语，当地酋长、国王及其他人等，均用斯瓦希里语与之交谈，由他翻译成英语。例如，一个头领说：“扬齐，扬齐，扬齐”，弗非则译：“多谢，多谢，多谢。”[21]

东非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斯瓦希里语成为团结战斗的重要工具。—年的马及马及起义就使用斯瓦希里语，“马及”意为水。尼雷尔任总统的坦噶尼喀民族联合在成立宣言中声明，它的一切活动都使用斯瓦希里语。东非国家走上独立之路后，斯瓦希里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在坦噶尼喀获得独立的当天（年12月10日），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用斯瓦希里语在议会发表了他作为总统的第一次公开演说。次年2月，坦噶尼喀政府宣布斯瓦希里语为国语。年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后，斯瓦希里语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年，坦桑尼亚成立斯瓦希里语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总统任命。委员会的职责为：其一，在政府事务和全民中推广使用斯瓦希里语；其二，编辑出版各种专业词汇的斯瓦希里语法；其三，主持全国斯瓦希里语的研究发展；其四，加强国际联系和合作，推广发展斯瓦希里语。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又成立了斯瓦希里语系，可对学生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

肯尼亚是斯瓦希里语的发祥地之一，现约有66%的肯尼亚人以斯瓦希里语为母语。年，斯瓦希里语被正式定为国语；自年起，肯尼亚开始在政府机构中为工作人员教授斯瓦希里语。

乌干达也是使用斯瓦希里语的国家，其北部地区尤其如此，乌干达在独立后把斯瓦希里语定为国语，并努力加以推广。

在东非使用斯瓦希里语的国家还包括布隆迪和卢旺达。这两国在独立后，十分注意推广斯瓦希里语的使用。

现在，东非总共有0余万人使用斯瓦希里语，是非洲三大语言文字之一。

斯瓦希里语文学在非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期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大多以宗教为主要内容，采用诗歌的形式，开始时以口口相传，至13世纪才出现了文字表示的诗歌。16世纪初，葡萄牙人入侵东非，并在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在近两个世纪的反殖斗争中，斯瓦希里语文学适应形势的需要，取材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创作出了长篇史诗。《哈姆齐牙史诗》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史诗以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兴起为背景，作品描述了阿拉伯穆斯林在斗争中不断壮大的历程，热情歌颂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史诗原用阿拉伯语创作，[22]肯尼亚诗人萨伊德·阿布达罗斯用斯瓦希里语进行再创作。史诗启迪东非人民，只要团结协力，共同奋斗，最终一定能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17世纪末，东非人民赶走了葡萄牙人，而阿拉伯人继而成为东非沿海地区的统治者。在这一时期，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主要反映了反对阿拉伯统治者的内容，其代表作有萨伊德·阿布杜拉的《阿尔·伊思基夏菲史诗》、姆给尼的《拉斯欧呼里史诗》等。《拉斯欧呼里史诗》是斯瓦希里语史诗中最长的一部。

19世纪80年代，东非遭西方列强瓜分，成为英德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英德殖民入侵和统治初期，东非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斯瓦希里语文学紧贴时代的脉搏，创作出许多以反殖斗争为内容，揭露和鞭笞殖民统治的作品。这一时期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创作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惯用的隐喻手法越来越少，而鲜明尖刻的语言则比比皆是。学者们认为这是斯瓦希里语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品有坦噶尼喀的海曼德所创作的《反德战争史诗》。这部史诗描述了坦噶尼喀人民在—年间反德斗争的故事。另一部重要作品是阿布杜卜里姆·加马里丁创作的《马及马及起义史诗》，它热情讴歌了—年间东非人民为推翻德国殖民统治而发动的规模浩大的马及马及起义。

反殖斗争的火热生活不但给斯瓦希里语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养料，而且积极推动了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发展，除上述创作手法的变化外，斯瓦希里语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在年前，诗歌是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惟一表现形式，其后开始出现散文、小说和融诗歌与散文于一体的文学作品。年，桑给巴尔的阿布杜拉创作了《基里恩蒂人轶事》，这是第一部以散文形式叙述东非历史的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

年后，斯瓦希里语诗歌创作趋于减少，而散文和小说的创作日趋繁荣，作品内容主要是反映反殖斗争、城乡矛盾、西方文化与东非文化的冲突及其他社会矛盾。不少作品尖锐指出，非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入侵与殖民统治。作品也反映出广大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强烈愿望。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家大都受过殖民学校的教育，因此也有一些作品带有为殖民主义者评功摆好的不良倾向，比如年出版的第一部斯瓦希里语中篇小说《奴隶的自由》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20世纪30年代末，斯瓦希里语文坛上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巨星——坦噶尼喀的著名作家夏班·罗伯特。夏班·罗伯特（—年）曾在海关和地方政府任职，后当选为斯瓦希里语委员会主席。他一生创作了22部作品，如《独立战争史诗》、《诗歌艺术》、《非洲人在歌唱》、《夏班·罗伯特诗集》、《想象国》等等。夏班·罗伯特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思想性，内容充实，构思新颖，形式活泼，带有浓郁的非洲本土色彩。他在作品中无情揭露和抨击了殖民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并预示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夏班·罗伯特的作品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推动了民族独立的进程。夏班·罗伯特不仅是位语言文学大师，而且是位杰出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非洲的教育文化不能依赖西方语言，他以身作则，坚持不懈地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从而为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夏班·罗伯特被誉为东非的莎士比亚，他的作品被视为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尼雷尔领导的坦噶尼喀联盟成立不久，坦桑尼亚著名艺术家姆伊纳米拉，用斯瓦希里语创作了《觉醒吧，不要沉睡》的歌曲，号召人民起来同殖民统治作斗争。

斯瓦希里文史学是在斯瓦希里口头传说基础上，用斯瓦希里文写成的城邦编年史，提供了城邦素丹的编年和政治生活纪实。其中最重要和最古老的一部当属《基尔瓦编年史》，成书于年左右。现存两个文本，一本是16世纪葡萄牙历史学家德巴罗斯使用过后留下的，另一版本是年在桑给巴尔复写的，现在通用的是年弗里曼—格伦维尔的英译本。其他城邦的编年史是近代用斯瓦希里文写的，最迟至18世纪后半期，但都是记述葡萄牙入侵前各城邦的事件。

此外，还有相当一批手稿至今仍存在私人手中，还有其他文学体裁的文献，都对研究东非在殖民入侵的历史有所裨益。例如，19世纪20年代用斯瓦希里文写的诗篇——《披露》，记述了帕特城邦的兴衰史。

随着东非国家的独立，各国人民努力捍卫民族独立，积极发展民族经济。蓬勃而充满朝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为斯瓦希里语文学和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斯瓦希里语文学和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3—9世纪之前，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以泥土和树枝为材料，屋顶有的用草覆盖，有的用棕榈叶，也有的用成捆的椰子树叶铺盖而成。此后，其建筑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沿海城镇的房屋逐步发展成为木石结构的建筑。15世纪初，中国郑和所率的远洋船队访问东非时，见到沿海城市（如摩加迪沙、布腊瓦和朱巴）已经大量使用石头作为建筑材料，有的石屋高达四五层。半个世纪后，葡萄牙人抵达东非沿海地区时，也见到了同样风格的建筑，杜阿特·巴尔博萨写道：基尔瓦“有许多美丽的用石头和灰泥盖的房屋。这些房屋仿照我们窗户式样，相当合体地排在街上”。[23]葡萄牙人还发现不少石屋建筑在高高的地基之上，色泽洁白，街道虽比较狭窄，但房屋鳞次栉比，排列有序。

3—9世纪后，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风格也呈现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圆锥形草屋顶、两面坡屋顶和平层顶的矩形茅屋和蜂房形茅屋外，又出现了圆顶、尖顶和半圆拱石柱的建筑形式。考古学家在基尔瓦的发掘中，发现两座大型建筑物颇具代表性，其中一座用木材和珊瑚石为建筑材料，配以黏土和石灰，呈拱型圆顶，面积达1.12万平方米，内有一百多间房间，占田达1公顷。另一座建筑的面积虽只有多平方米，但四周却有高达2.5米的矩形围墙，四角还建有塔楼，建筑外形呈下圆上方形。即使在基尔瓦繁荣的顶峰时期，基尔瓦的许多房屋，也许是绝大多数建筑仍是泥木和枝条构建的。

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以当地传统建筑风格为基石，又吸收了阿拉伯等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特点。这种建筑特点无疑也是斯瓦希里文明的组成部分。西方某些学者过分强调其中外来文化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断言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但是，这是毫无根据的。专家们指出，东非沿海地区建筑所用的一切材料（珊瑚石、石灰石、珊瑚、胶泥和灰浆）都是当地所盛产的，因此，使用当地建筑材料并作一些创新，是十分正常的。不能因吸收一些外来文化而否定东非沿海地区存在的建筑传统和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变化。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与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相比，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区别，它们既不是阿拉伯式的，也不是波斯式的，或印度式的，它是非洲式的，而且主要是尼格罗非洲式的。

东非沿海地区的装饰艺术也十分引人注目。在基尔瓦、蒙巴萨和马林迪等地，各类装饰品比比皆是。其中有苏塔纳巴德和尼夏普尔的色彩和式样均十分粗犷的陶罐，有用明丽色彩着色的波斯巨怪和王子的人像，有中国宋朝的青瓷和难以计数的明朝的碗和装饰品，有印度的串珠和宝石、用黄金和象牙雕刻的人像、玉和铜的首饰，有中东和麦加的地毯等等；由此可见，东非沿海地区的装饰艺术汇集了外来文化之大成。

在各类装饰品中，陶器和瓷器值得一提。大量镶嵌陶器和瓷器作为建筑装饰是东非沿海地区装饰艺术的重要特点；《古兰经》条律中明确规定，不准用人像来装饰建筑物。因此在中东的清真寺是用各种颜色的花砖来装饰。而在东非烧制不出这种花砖，于是改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来装饰。如用瓷器装饰大殿最重要部位的密哈拉布（即礼拜龛，亦称凹室）；又如用瓷器装饰清真寺侧室的天花板、门道建筑和附属建筑。在这类装饰中，中国瓷器被大量使用。格迪清真寺门道上面的三角拱腹上镶嵌的是明代葡萄缠枝青花瓶，另外在格迪清真寺和姆吉姆维马清真寺水池底部镶嵌的同样是中国瓷器。

同样，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的埋葬要从俭，不准殉葬器物，因此富有的穆斯林极力用中国瓷器装饰墓地。中世纪东非穆斯林的墓葬前用石头砌成巨大的石柱作为墓标，这就是柱墓，一般高3—9米左右。形制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十角形和圆锥形数种。这些柱墓多用中国瓷器装饰，如在墓柱顶端安放一件中国瓷罐；在墓柱柱身镶嵌中国瓷器，在墓柱近顶部的眉腰处装饰中国瓷器，如此等等。柯克曼和马休曾指出：“非常大量地镶嵌陶瓷是海岸文化所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