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存刚，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在《散文》《天涯》《青年文学》《啄木鸟》《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主要著有散文集《喊疼》《从医记》《徙水流经》等。

一病区杂记

文/李存刚

一病区的全称叫骨伤科一病区，但从改名开始，我们都称之为一病区。完全是为了口头表达的方便，是一种不约而同的约定俗成。除一病区而外，医院还有四个骨伤病区，分别叫做骨伤科二病区、骨外一科、骨外二科、胸（普）外科，与之相对应的口头称呼是：二病区、骨一科、骨二科、胸外科，同样也是一种不约而同的约定俗成。

早些时间，一病区和二病区一直是一个科室，只有一名科主任和一名护士长，叫中医骨伤科。这个叫法其实是最名而符实的，因为它收治的都是进行传统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而非手术治疗的骨伤患者。一直以来，医院的支柱和龙头。在西医骨科技术尚未广泛盛行前，医院惟一的住院科室，那时候，它就只有一个笼统的命名——住院部，却一点也没影响一个又一个的骨伤病人前来就医。本县的，外县的，外市的，甚至外省的。可以肯定，患者们所以从不同的地方赶来这个偏远的川西小城，医院传统的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治疗技术。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给那些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有困难的病人解决问题（内固定的优势确是存在），也为了有些病人不能接受较长时间的住院治疗（手术内固定后大多可以很快出院），医院应运而生了。

医院工作的。尽管所学为西医，我还是被安排到了中医骨伤科。很多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因为阴差阳错地到了中医骨伤科，我得以一点点学习并了解这门学科。它和纯粹的中医学稍稍有些不同，不是完全地讲求“阴阳五行”，更多是依赖人体解剖学基础，这也是我所学的西医必须首先掌握的一门课程。参加工作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从中医到西医，并不像我现在说起来时这般轻而易举，所幸的是，我适应并完成了这样的转变，顺利地变成了一名中医骨伤科医生。

后来，因为病人越来越多，最初的两百张床位供不应求，医院于是换了个地方，扩建到了五百张床位，但依然时常人满为患。这时候，中医骨伤科便一分为二，分别叫中医骨伤科一病区——治疗下肢骨折，中医骨伤科二病区——治疗上肢和躯干骨伤，而则我被分到了专事下肢治疗的一病区。也是在这个时候，西医骨科也一分为三：骨外一科——下肢手术（含骨盆）；骨外二科——上肢手术（含关节和脊柱）；胸外科——胸部损伤。依我理解，这样的分工无疑是对的，最起码有效地避免了我们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是什么也抓不牢的弊病。

命名的又一次变化是前不久发生的。国家有关部门专门下文，医院的科室设置里不能有“中医”的命名。说法有三：一说是为了避免广告吹嘘的嫌疑；二说是骨科从来就没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三说是为了骨科事业的良性发展。

一听就知道，这说辞多半是某些成天坐在办公室的人异想天开出来的。想想，如果真正名副其实，所谓吹嘘何从谈起？如果仅仅一个中医的命名就属于广告，还何谈发展？良性发展又从何而来？不错，早在三国时期国人就能“刮骨疗伤”，神奇的华佗甚至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麻醉剂——麻沸散的人，但现代骨科内固定技术的AO、BO理论，哪一样是中医的产物？不错，西医也讲求手法复位讲求外固定，但你仔细去看看那些唯内固定是从的医生，有几位可以像模像样地来几招手法复位？又有几位可以像模像样地为一个骨折病人绑上夹板？如果要谈良性发展，换成另外一种说法和做法——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让中、西医真正有机地互补，是不是更科学更切合实际一点？

可惜的是，我这样的话没人注意到，或者即便是听到了，也不过是耳旁一阵细细的微风，吹过也就吹过了；吹过了，也丝毫不影响“中医骨伤科”向“骨伤科一病区”和“骨伤科二病区”的转变。

医院的红头文件紧跟着放在了办公桌上，文件要求：各临床科室、各位医护人员必须按照新近规范的名称执行，所有的医疗文书，包括病历、处方和各种检查申请单，都必须书写全称。在我而言，这个全称就是骨伤科一病区。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的劲，至今仍没能完全适应过来。

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多次听大人们说起过先生——这个小县的人，大概没人不知道先生的。这知道，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有说先生的医术的，有说先生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有说先生高超的武功和侠义之气的，甚至还有说先生满脸络腮胡子的……这些说法叠加、整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先生，让你依稀觉得，先生就在你眼前，正在为病人接骨复位，或者风风火火地朝你走来。

其中有这样一个称得上离奇的故事：一天，先生接诊了一个新婚不久的女患者。女患者和丈夫、婆婆一起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喊两侧肩膀疼痛，痛得不得了，没法干活。丈夫和婆婆只好丢下手里的活计，医院找到了先生。这时候，女患者已经痛得大呼小叫的了，两肩高高地举着，一点也动不了，也不让任何人碰。先生看了女患者一眼，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就去和旁边一直阴沉着脸的丈夫和婆婆说话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女患者仿佛是叫得累了，抑或是先生的话吸引了她，叫声渐渐地小了下去，但肩膀依然直直地高举着。就在这时，先生突然伸出了手，却不是冲女患者的肩膀，而是伸向了裤腿。先生的手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进一步的动作，女患者的双手已经死死地抓住了裤带，动作之迅速，让一旁的丈夫和婆婆看得目瞪口呆。女患者奇异的肩痛，瞬间不治而愈。

我早先听人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被惊得目瞪口呆，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后来学了医，再听人说起时，我就不由得想，女患者患的到底是什么病？我翻遍了《骨科学》教材，至今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信服的解释。

人生总是充满偶然。从学校毕业以后，我竟然成了先生的同事。因此得以近距离地看先生，得以耳闻目睹更多先生的事。

一天下午，先生查完房准备回门诊，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一个患者正拄着拐杖在那里锻炼——那是个老年人，小腿骨折，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可以拄拐走路了。因为赶时间，先生走到她身边的时候，为了不撞到她，就放慢了脚步，还顺势在她的背上抚了一下。第二天早上，还没到先生的上班时间，她就又拄着拐杖站在了那里，望着先生来的那个路口，翘首期盼先生的出现。随后，住院部就出现了一幕有趣的画面：先生到那里，老年人就拄着拐杖跟到那里，不为别的，就要先生再在她的背上抚一下……

先生昨天抚了一下，她痛了几十年的背，一下减轻了大半。这她反反复复说的 句话。

如果再抚一下，肯定就会好（不痛）了，这是她反反复复说的第二句话。

任先生怎样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昨天我就是提醒一下你，怕撞到你。给她检查过背上的疼痛部位之后，又说，你那背痛是颈椎病，要慢慢治才行。可她就是不管，铁了心，无论如何要请先生再抚一下她的背。

先生于是被弄得哭笑不得。

按照排班表，我们晚上的下班时间是九点。而事实上，我们通常要干到十点，有时候甚至是十一点。时间的早晚，完全不在时间本身，而在治疗室里的那些病人，只要他们到来的脚步不停下来，我们就得面对他们，继续“敲打”（中医骨伤科很多治疗方法需要动手，手模心会，因此我们戏称其为敲打，管上班叫干活儿）不止。时间的早或者晚，也不影响我们做完每天必做的事情：我们打扫走廊墙壁和治疗室里的桌椅板凳上的污垢，先生则清洗换药桌下那口已见锈迹的缺口铝桶——那里面，装满了血迹斑斑的纱布、敷料之类的医疗垃圾。等治疗室里再没有人进来的时候，先生就抓起铝桶，倒掉它们，然后去水龙头上打来清水，一遍又一遍地洗刷，直到它残存的乳白色完全呈现出来。

那天晚上，一位外地患者赶在我们离开之前赶到了门诊部，见先生正猫着腰，蹲在浓密的夜色里清洗那口铝桶，就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问：“请问，哪位是陈医生？”

先生站起身来：“什么事？”

那人似乎是怕先生没有听懂他浓重的外地口音，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请问，你们陈医生在哪里？”

先生于是走进治疗室，站在明亮的灯光下，说：“鄙人就是，请问你有什么事？”我们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那人却仍就是一番狐疑的表情，将信将疑地看着先生。不用说，他一医院的的清洁工了，他一定是不敢相信，他慕名而来要找的医生，居然兼顾着清理垃圾桶的活儿。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也一定会以为，这是关于先生的又一个传说。

先生姓陈，“先生”是同事和周围亲近的人对他的尊称。在医院里，患者们大都叫他“陈医生”。医院工作以后，好些患者以为我是先生的亲属，也都跟着叫我陈医生。开始时，我还细心给对方解释，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听之任之，懒得去理睬了。先生退休后，就一心扎在门诊部，没再到住院部上班，对我的这个称呼才随之渐渐消失。

他来叫我的时候，我刚刚看他和八床一起打办公室外经过。他们一边走，一边议论着在菜市场的见闻，说高得离谱的菜价，装满蔬菜的塑料袋子在他们手里不停地甩动，发出窸窸窣窣的轻响。在他的叹息声里，八床咯咯地笑着。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由得抬起头来的时候，正好撞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办公室外的那个拐角。我微笑着俯下身去，继续阅读眼前摊开的病历。这时候，他便急匆匆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医生，看看我老婆。”他有些慌张，语声急切，伴着粗而重的喘息。显然是跑步到办公室来的。

我看着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他和八床从菜市场回来，打办公会外经过前几分钟，我刚刚去巡视过病房，那时候，他的妻子还坐在那里织毛衣呢。我不明白，仅仅过了几分钟，她会发生什么。我赶紧跟着他跑去病房。

病房里，他的妻子仰面躺着，双手紧握，双脚蹬直，头颈后仰，整个身体像一张随时准备发射的弓，不停地抖动着。嘴角也是。因此她嘴里发出的声音尽管是高分贝的，却都是一些单个的模糊不清的音节。

测血压，正常。数脉搏，正常。听呼吸，正常。看她两个月前断掉的腿，正常。惟一叫人紧张的是她的唇，因为剧烈的紧张，已变成了暗紫色——那是因为缺氧了。

我疑惑：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医生，打一针吧。让她睡觉。以前，她就这样过，打一针睡着了，醒来就没事了。”正在我疑惑间，他突然说。

他说的碰巧也是我正想到的——打一针，但不是他说的镇定剂。我迅速去治疗室抽取了一支注射用水，然后在他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因为她的身体紧绷着）才准确地注射进她的身体里。

我握住针管的手还没抽出来，她弓一样的身体慢慢就柔软了下来，与此同时，我听见她长长地舒了口气，像一个疲惫的旅人，然后眼角就涌出成串的泪水，哗哗啦啦的，奔涌而下。

后来听说，她那天所以突然变得那么歇斯底里，是因为他和八床。她所在的那个病房，就在八床隔壁。和她一样，八床也是位已婚女士。她入院时，八床已经可以四处行走，但因为纠纷没有解决好，医院里，想以此为筹码，争取多从对方身上获取些好处。有好几次，我去查房时看到一些男家属或者可以四处走到的男病人围在八床边，嘻嘻哈哈地说话，肆无忌惮地大笑。

他和八床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就没人说得清了。在她看来，这也已经不是重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和八床走到一起了。

她大约是以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在一起，就一定会发生什么，甚或是已经发生了什么吧。这话是她丈夫说的。说的时候，他一脸的苦笑，活脱脱一副有苦难言、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注意到的是，自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去过八床所在的那个病室，也再没见过他和八床一起并肩走动了。没事的时候，他就坐在床边，守着自己的妻子，和她说话。她的脸上就浮现出灿烂的笑容，满病室里时时洋溢着她咯咯的笑声。你任何时候进去，都会看到她的笑容，听到她的笑声，仿佛那一天的事情从来就不曾发生。

后来有一天，我将她的事讲给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朋友听，朋友满脸怀疑地问我：“真的？”在得到我明白无误的肯定之后，朋友沉思了半天，似是而非地说了句：“大约是癔症吧。”

我不明白那一刻自己为什么就挥起了手臂。

他站在那里，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漂亮的领带，依着护士工作站花岗岩镶就的工作台。无论怎么看，作为一个医生，我都没有理由冲人家挥起手臂的。

事实上，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当时，我是要去护士工作站对面的卫生间小解。经过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位年轻同事正在那里埋头书写护理记录。我记得那时间，我的年轻同事恰好抬起了头，我们相互都看到了对方，互相轻轻点了一下头。然后，我的年轻同事就埋下头，津津有味地继续自己的书写去了。

我就是这时才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他把笔挺的西装披在背上，掩盖住了双肘，但从他衣服的两侧肋部明显的凸起，我很快就判断出来了，他的双肘正靠在护士工作站的工作台上，因此他的整个身体被折弯，呈现出一种弯曲别致的造型，上身明显地向着护士工作站内——我的年轻同事工作的地方倾倒着，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死死地勾住了他的头。尽管双脚仍然挨着地，但似乎为了支撑住上身，大约也是暂时为了拉长自己的身躯，他的双脚踝已经绷成了直线，只剩下脚尖杵在地上，随时可能悬挂起来的样子。如果只看双脚，如果不是穿着油光光的皮鞋，他此刻做出的，一定是最标准的芭蕾舞步伐。

想来是太投入于保持自己的造型的缘故，我看到他之后，就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站在他身后，起码十秒钟，他居然没有任何察觉。

我十分纳闷：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他穿得那么光亮，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跑来护士工作站，靠着花岗岩镶就的工作台摆造型玩吧？那么，是什么东西吸住了他？

这个问题从我急匆匆地走进卫生间，排放掉膀胱里蓄积的尿液，然后返身出来时，仍盘桓在脑海，让我如坠云雾，不明就里。我拼命想，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吸住他了，让他着魔了，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当我再次走到他的身后时，他的双腿似乎已经有些不堪重负，开始在微微地晃动了。站在他身后，我眼前忽然划过一道奇异的光，忽闪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我盯着他，陡然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挥起手，朝着他的后脑勺，接连扇了两下。尽管两下之间的间隔异常短暂，但第二下还是打在了他猛地转过来的脸上。我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在我的掌心响起。

接着是两声闷响。那是他亮光光的皮鞋跟触地发出的——他抖擞了一下背上的西装，弹簧一般拉直了自己的身体。我看到，他的头狠劲地昂了一下，掩藏在衣服下的双手随之紧握成拳头，微微抬举了一下，然后就无力地垂了下去。而他脸上，刚才我的手掌触及到的地方，红彤彤的，掩藏在满脸更深更重的红里。他猫了我一眼，像一只泄了气的公鸡，无声地低下了高昂着的头颅。

然后，他转过身，拢了一下背上的西装，逃也似的离开了护士工作站。

这时候，我年轻的同事终于完成自己的书写，站了起来。我这才注意到，她今天穿的，是老式的护士服，领口和我身上的医生工作服一样——有一个敞开的三角。更让我没想到是，她工作服里面穿的，是一件领口开得更低的连衣裙，即便是和她面对面站着，我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她胸前挂着的饰物。

我的年轻同事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习惯性地冲我点了一下头，然后就继续投入到自己繁忙的工作中去了。

第二天，在我的要求和坚持下，护理部的同事们都换上了新式的护士服。新式的护士服衣领处都有一个纽扣，同事们穿着它，从脖子开始往下，都被保护了起来。当然，我没说出是因为什么。

我也没有说出那个人是谁——昨天稍晚些时候，我特地巡视了一次病房，并在某张病床旁边的凳子上看到了他。看到我的时候，他的头依然是低着的，英俊的脸上依然是红彤彤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和我的手掌有过亲密接触的缘故。

可以断定，现在，即便他和那天一样，再次站到护士工作站外，他也再没有机会和可能，透过我的同事们工作服上的三角形领口看到什么，从而让自己变成一个毫无抵抗的欲望的俘虏了。

办公室对面是一间三个人的病室，门口与办公室正对着。坐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清楚的看到进出病房的人，听到病房里的说话声。为此，我好几次想找机会将它挪作他用，都因为病房里人满为患，一直未能如愿。

她送儿子入院那天，碰巧只有这个病室还有一张空床位。她刚住进去就叫开了：“怎么全是男的？”她的成都口音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我起先并没在意，但听到她这句话，就想弄明白她是不是正儿巴经的成都人——她儿子的入院证写得很清楚，她就来自邻县，一个不远的村镇。于是我说：“他们和你儿子是同一个性别噻。”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眼影幽深的眉间忽地皱起几道浅浅的沟，双眼圆瞪。我本以为这时候她会歇斯底里一番的，却没想她不过就是皱了一下眉，瞪了我一眼，然后嘿嘿嘿笑开了。一阵细密的香气随着发丝摇摆出的波浪扑面而来。“那，就先这样吧。”笑完之后，她说。我注意到，她把“这样”说成了“在样”，这是她所在的那个县份独有的口音，她一激动就卸下了伪装，把自己的本色露出来了。

我险些就放声大笑起来。

从此以后，她就再没提到这个问题，带着自己的儿子在那个病室里住了下来。

没事的时候，她就抬一根凳子坐在病房门口，盯着进出办公室或打走廊经过的人看。她逼真的成都口音，不时地从办公室门口飘进来，抑扬顿挫，悠悠扬扬的，活像本地电视节目里那位说四川话的女主持，惹得近旁的人禁不住一阵阵回头，爆出似是而非的笑容。

大约是觉着到办公室要比去到护士工作站对面的洗漱间节省一些路程，不管办公室里有谁，也不管办公室里正发生什么，她需要用水的时候，就拿着盆子，径直走进办公室，拧开水龙头，端回病房，用过之后又返身端回来，将用过的污水哗一声倾倒进办公室的水池里，然后转身离开。我没注意她这个举动是什么时间开始的，我记得的是那天，当我在一阵清脆响亮的高跟鞋声里抬起头来，看见她正拿着脸盆，一只脚已跨进办公室的门。我有些诧异，脱口问道：“你要干什么？”她停下脚步，扫了办公室一眼，若无其事地说道：“算了，我还是去打热水。”然后转身向护士工作站对面的洗漱间走去。

同事们在一旁看着，一个个笑逐颜开。我这才知道，自打她住进来以后，就一直在办公室打水了，同事们制止过几次，都没能奏效，想不到我的一句“你要干什么”能有如此惊人的效果。看来，她心里其实是再明白不过了，医生办公室不应该是她随意进出打水的地方啊，同事们连连感叹。

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拿着脸盆在办公室出现过。

后来的一天下午，她照例拿了病房的方凳子坐在病房门口，高声叫骂着什么。很快，我就从她高亢的叫骂声里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几分钟前，她去卫生间换衣服，正脱着的时候，有个男家属背着自己的老婆走了进去，男家属不知道她在卫生间里换衣服，也忘了咳嗽两声或者问问是否有人就进去了，当她在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男家属的喘息声相混合而产生的杂乱声响里抬起头来时，就看到了那个男家属突然涨红的脸和躲躲闪闪的目光。她每天要去卫生间换两三次衣服，这么多天都这样，却没想这天会遇上这等事情……

她坐在凳子上，鲜艳双唇不断开合着，不时有一两句包含生殖器的话飞迸而出。她没哭，说话的语速也是一贯的，没有停顿，仿佛她要做的就是告诉人们一个事实。

开始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她为什么叫骂，纷纷围拢在她身边，等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人们就渐渐地散开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像一场无人喝彩的表演，观众早已散去，表演者还在那里，忘情地进行着自己的演出。

我没问过她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我觉得如果有条件，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 的演员。

时常做到这样的梦：我的某个患者突然病情加重，或者原本好好的，却发生了急症。我忙得满头大汗。有时候，终于成功地挽救了那个人的生命，有时候，那个人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永远停止了呼吸……每一次挣扎着从梦中醒来，我总迫不及待地去弄清我梦见的那个人是否还好好的活着，每一次，我总有同样的发现：我梦见的那个人，确是我正在治疗的患者，他们在我梦里的姓名、年龄和病床号与实际情况竟是出奇地一致，而他们的后来却无一例外地与梦境截然相反，一个个纷纷痊愈了！

说不清，这是不是我曾多次听爷爷说起的“梦反”——梦见下雨，肯定会出太阳；梦见发大水，肯定会干旱……爷爷给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八十多岁的爷爷依然神清气爽，除了耳朵微微有些不好使，一切都很好。可不知道怎么的，一听到爷爷说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的有一丝丝恐惧，害怕梦见爷爷还活着。

三年前的那一个雨天，爷爷正在给我幼小的侄子说起他的“梦里梦见下雨，肯定会出太阳；梦见发大水，肯定会干旱……”说着说着，爷爷便不言语了。等我急匆匆赶回老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爷爷，在那个雨夜永远地闭上双眼……从此以后，我就反复做起了以前从未做过的梦——我亲爱的爷爷在给我讲他似乎总也将不完的故事，讲他的“梦反”。从此以后，我也只有在梦中才能和爷爷相见了。

进行完每天例行的查房回到办公室，想起昨夜的梦，我心头悬着的巨石才终于落下来。

医院组织的中医经典学习班。医院的中医性质，举办这个学习班是死任务。每周讲四堂课，每年每个人必须完成70学时的学习笔记，也是死任务。

主讲《黄帝内经》的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先生，看了几十年中医，读了几十年古籍。在讲到《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节时，老先生好几次把讲桌拍得山响，几欲声泪俱下。起因自然是他所讲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这段话的意思就是：阴阳的关键在于阳气固密于外，阴气才能维持于内。如果阴阳失去了平衡和谐，就像一年当中只有春天没有秋天，只有冬天没有夏天一样。因此，调和阴阳是 的养生和治疗方法。

阴阳是什么？老先生以一棵树为例，做了精辟的解释。说，一棵树，向阳的部分为阳，背阴的部分为阴；枝叶为阳，树干为阴；树皮为阳，树心为阴……老先生又说，阴和阳其实是相对的，动态的。就说树，因为太阳总是在转动，阳光照到的部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阴阳也就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还说树，如果更完整地看，它还有根，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地上部分，包括它繁茂的枝叶和树干，就都属于阳，而它一直身在泥土里的根，就是阴了。

为了让我们更明白“圣度”的含义，老先生还举出了《黄帝内经》中的另外两句话来加以阐释和说明：“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离于俗。”简言之，就是要不脱离世俗但又不仿效世俗，保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解释了两句话的含义之后，老先生便联系到当下生活中的诸多奇怪举止，比如夜夜欢歌、花天酒地、山吃海喝，诸如此类。说到这些，老先生的情绪便出现了少有的激动，只见他一只手撑着讲桌，另一只手在鼻梁上抹了一把，然后把桌子拍得咚咚之响，又伸出食指指向课堂上黑压压的人群，仿佛要点谁的名。

我记住了老先生激动的神情，也记住了“圣度”这个词。

它使我想到我的一个患者。

那是一个正上幼儿园的五岁小孩，活泼可爱，机灵好动。在幼儿园和小朋友玩过桥桥时，摔伤了腿，被父母送来了一病区，我是他的主治医生。

在一病区工作了这么些年，每天面对的都是和小孩一样断腿的患者，大多是比他更严重。就因为这个，直到动手为孩子复位，我都没有想到过其他的可能。不过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儿小腿骨折嘛，我当时的潜意识里存在的，就只有这么一个目无一切的混账印象。

偏偏——麻烦的事情往往就发生在这个偏偏上—— 次复位，我居然就没能接上去。这是很少遇到的情形。

于是准备第二次。这个时候，我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妙，却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拿起X光片，仔细看了一会儿，同时暗地里就 次复位所以失败进行了快速的总结，并且由此得出结论：那是因为拔伸牵引（骨折复位的一种基本手法）的力量不够，以致骨折后相互重叠的断端仍然重叠着，没能得到纠正。原因找到了，治疗的办法也就随之产生。所谓治病求因，讲的大约也就是这么个意思。结果是，我又一次失败了。这是我从没遇到过的。

我陡然跌落到巨大的失败感里。

看着复查的Ｘ光片，我静静地思考了很长时间。我确信我所用的方法和力量，对于普通的小儿腿骨折复位不会有任何问题，结果却未能如愿，那么，问题就应该出在小孩的腿骨骨折自身。至于具体的原因，我想只有手术以后才能水落石出了。

问题紧接着出现了：小孩的父母都不同意手术，要我为孩子进行第三次手法复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说，医院的手法复位是 的，为什么会接不上呢？

我已经忘了自己是怎么面对他们的疑问的了。我记得的是，在我的坚持下，小孩的父母后来终于同意接受了手术。

我更清楚地记得，手术当中所见到的情形：一块肌肉卡在了小孩断掉的腿骨之间，被骨折端钩子一样死死地钩住。也就是说，如果我继续进行手法复位， 可能的结果仍将是失败——这种对绝大多数小儿骨折当然的 治疗法，对眼前的孩子是无用的。如果一意孤行再次手法复位，绑上夹板，到 ， 的可能就是骨折不愈合，或者即便愈合了，孩子也将拥有一条畸形腿。真是不堪设想也不敢设想啊。

手术之后，孩子很快就痊愈了。孩子的父母自然既高兴又感激。

此刻想起，我心里仍止不住庆幸自己那时刻的果断决定，同时，也有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后怕。

由此我明白，所谓圣度，其实是相对而言的，就像阴和阳是相对的一样。在住院部，我无时无刻不在对它的找寻中。

她73岁，满头银发，双耳失聪。戴助听器，耳塞从脸颊旁垂下来，往胸兜里挂着，活像时髦青年们挂着的耳机。

右桡骨远端骨折，肋骨骨折，右跟骨骨折。这是她来住院的原因。卧床最少四十天，我说。她扬了扬头，长长地啊了一声，随即笑呵呵地说：好的好的，听医生的。

可不到两周后，她便开始下床活动了。我告诉她，才半个月，骨头还没长好，需要休息的。她就做了个立正姿势，然后猛地跨出几个大步，说，你看，没事，好了。

更多的时候，是她的老伴扶着她的肩，慢慢悠悠地走。她满头的银发蓬松却不失整齐，有一种不易觉察的光泽。这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至少10岁。

她年轻时是名射击运动员。她的耳朵就是在一次训练时震聋的。那时她长期驻扎在陕西宝鸡，有比赛时便飞到比赛地，比赛完了又飞回去。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成家。他在青海，是个军人。

后来他们成了家，却只能两年才见上一次。因为他要两年才有一个月的探亲假。那时候，他们的家真正是形同虚设。两年的时间，会发生许多事情，也有许多事情等着发生。但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等待。等两年，他休假；然后又是两年漫长的等待。如此反复。那时候，日子对于他们便是反复的等。

后来她退了役，在家乡找了份工作。很快，他也转业到了地方，却依然没能回到家乡，而是留在了青海。他们之间的日子依然是反复的等，等，等。一直等到，他们都老了，退休了，他们才真正走到一起，他们的家才名副其实起来。但这时，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成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他们的家里，也就只剩下他们俩守着了。没事的时候，她便坐上他开的电动三轮车，去市区周边的景区走走看看。

她的伤便是在最近一次出行的路上出事造成的。她说，当时车子行驶在一个弯道上，他们正说着话，迎面飞速地开来一辆大卡车，等他发现急忙扭动车把手时，车子来了个高难度的原地转身，猛一下侧翻在地……说着，她呵呵地笑着，指着身边的他说：看来是真的老了，年轻的时候，肯定不会出这事的，那时他可生龙活虎呢。

他坐在那里，微笑着接过她的话茬：咋个不老呢，都七八十岁了，你以为十七八岁啊。他也受了伤，脸上、手上、背上，到处是清晰可见的伤痕。

他81岁，头发早已全白了，额头也已爬满了皱纹。他总是乐呵呵的，脸上的笑容从来就没消失过，因此他的额头总是显出几道深深的沟壑。

他扶着她，慢慢悠悠地在走廊上走着。一边走，他一边将嘴凑近她的耳朵，高声说话，引得旁边的人一个个不住地回头。有笑意同时在他们脸上漾起。她蓬松而整齐的头发不断地泛起微微的波浪，远远看去，俨然就是一朵开得正艳的花。

我 次见到他是在另外一个科室。那是在他入院后的第四天。他所以入住那个科室，是准备进行手术，以接上他几天前被摩托车撞断的腿。所有的术前准备早已做好，却发现他有严重的贫血，肝和肾的各项化验指标均严重超标，功能异常。手术无法进行。我被请去会诊，看看除了手术，是否有其他可行的方法治疗他的腿。

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双眼骨碌碌地转动着，看着我说话。他的儿子站在床边，不住地点着头，偶尔就我的问话答上一两句话。因为当着病人的面，我好几次停顿下来，以组织准确而又不至于增加病人心理负担的语言。他的儿子大约是觉出了我的顾忌，在我说着的间歇告诉我：“放心，他的耳朵不好使，听不到的。”我扭头看着他骨碌碌转动的双眼，笑了一下，继续给他儿子讲诉起他的病情。他盯着我，瘦削而晦暗的脸上浮现着会心的笑意。

“算球了嘛，把我整回家！”他突然说道。他的声音很大。我张着嘴，正在吐出的话卡在喉咙口。从他说话的声音判断，他是真没听到我的话的。我惊奇的是他不怎么灵便的舌头，和说话间呼出的浓烈的酒气。说完，他就嘿嘿地笑着，看了看我，又转过头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像是在征询谁的意见。

站在床边，我和他儿子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随后我就从他儿子那里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情况。就说喝酒吧。用他儿子的话说，那是必须的。所谓必须，就是每天每顿都要喝，早餐二两，午饭二两，晚饭二两，雷打不动。即便腿伤住院了，依然保持这个规律。因此他的肝坏了，肾坏了，脸黄了，也因为此，他的腿断了，却无法进行手术。

“喝了多久？”我问。

“一直。”他的儿子说。又说：从部队退伍回来，成了家有了我们以后就开始了，但当时喝得少，因为没时间，也没有多余的钱。后来就渐渐凶了。

“后来”是什么时候？他的儿子说不出具体的时间，只说了个大概。大概是在妈妈去世之后，反正就是每天每顿都喝，他说那是他的开胃汤。先是不喝就不吃饭，后来就只喝不吃饭了。不喝就闹，骂人。他的几个孙子都有过被他罚站军姿的经历。那个时候，他就在一旁守着，不准你动一下。有时候他高兴起来，就把几个孙子叫到一起，列队，走正步。还教他们唱歌，永远是那一首：雄赳赳，气昂昂， ……

他的歌声，我后来亲耳听到过一次。那是在他转入我一病区以后。那天我例行午后的查房。还没进门，就听见他高亢的说话声。他说的正是朝鲜，战斗和死亡。也许是耳背的关系，大约也有太投入的缘故，他甚至没注意到我走进病房。他自顾自地说着，眼里渐渐就泛起了泪光。忽然，他就放声高唱起来：

雄赳赳，气昂昂

保和平，为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进……

他一边唱，一边舞动着双手。整个病室里，只听得见他的歌声，和他舞动着的双手，扯动的若隐若现的呼吸声。

终于唱完了，他忽然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我的手在他温热的掌心里，只感觉一阵微微的颤抖透过指间清晰地传来。

我从他的病历记录里知道，他今年82岁。算起来，他入朝时正值壮年；和他一同去的，他的那些战友，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记着他们。一晃多年。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活在记忆里的人，或者，他本身就是一段记忆吧。

《在场》·春/在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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